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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朱特:我们失去的世界
在今后几十年里,我想,我们在回顾中应该将“1989-1991年东欧共产主义的消失”和“灾难性的美国占领伊拉克”之间的半个世代看作是被破坏成性的人吞噬的岁月:大西洋两岸在15年时间里政治上无能,浪费了机会。我们带着太多的信心、太少的反思,将20世纪留在身后,大胆地跨入新世纪,在自说自话的、半真半假的事实面前止步:西方的胜利,历史的终结,单极的美国契机,不可避免地迈向全球化和自由市场。


  我们在西方带着摩尼教徒般的热忱,只要一有机会就急匆匆地丢弃20世纪的经济、智力、制度的包袱,而且鼓励别人效仿。相信“那个”属于过去,“这个”属于现在,相信我们从过去所学到的一切就是不要再重复它,更加不会信奉冷战时代共产主义的过时制度及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表。我们不仅不太懂得过去——这一点很不明显,而且在我们的经济计算、政治实践、国际战略,甚至在教育的有限选择方面,固执地坚持认为“过去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能教给我们”。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新的世界;它的风险和机会都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几乎无法将20世纪丢弃,但已经将它的各种争端、各种理论教条、各种理想、各种恐惧在记忆里悄悄地抹去。它们不停地作为“教训”而被提起,但是人们在实际上是不理睬的,也不以为是教训。这一切都不足为奇。刚刚过去的历史最难认识,最难理解。而且1989年以来的世界经历了令人瞩目的转型,而这种转型对于难忘往事的人而言,总是带来一种距离感和游离感。法国大革命后的几十年里,业已消失的旧政权下的甜蜜生活使年长的评论家们深感惋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过了将近一百年,对战前生活唤起的回忆,典型地描绘了(并且至今仍在描绘)一种失去的文明,一个其憧憬被炸得粉碎的世界:“从此不再那样天真。”

  但是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同时代的人可能会惋惜法国革命以前的世界,或者1914年8月之前的欧洲文化与政治风景的消失。但是他们并未“遗忘”那一切。不会忘记——因为19世纪的许多欧洲人缅怀法国革命的改革事业和意义。革命的烈火并未烧毁启蒙运动的政治辩论和哲学辩论。相反,法国大革命及其结果广泛盛世彩票开户地支持了那同一场启蒙运动,从中产生了(无论对朋友、对敌人都一样的)下一个世纪公认的政治理论和社会计划的源泉。

  与此相似的是,1918年以后,人人都认为往事不再,战后世界的特殊状态应该使每一个人懂得并且质疑19世纪经验与思想的长期阴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党的)革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与“产业主义”——总而言之,即20世纪世界政治的建筑砖石——都是19世纪的产物。甚至像弗吉尼亚·伍尔夫那些人都相信“在1910年12月前后,人性改变了”——欧洲世纪末的文化动荡彻底改变了知识界的交往语汇——无论如何都奉献了出人意料的巨大能量,在无形中对抗他们的先辈。历史重重地压在现实的头顶。

  20世纪道德记忆的宫殿

  相比之下,如今我们相当轻松地面对上一个世纪。博物馆、殿、碑文、“历史遗迹”,还有历史主题广场,都在公开地提醒着“过去”。但是我们选择纪念的是20世纪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特别性质。官方对20世纪的绝大多数记忆,要么是公开的“辉煌怀旧”(颂扬名人,庆贺著名的胜利),要么根据时机,逐步地、有选择地认可和回忆苦难。后者典型的是某一类政治教训:一些已经做过但永远不该忘记的事情,一些已经犯过的但绝不可重犯的错误。

  20世纪就这样变成了一座道德记忆的宫殿:一些起教育作用的历史性恐怖事件陈列室,它们的标牌是“慕尼黑”或者“珍珠港”,“奥斯维辛”或者“古拉格”,“亚美尼亚”或者“波斯尼亚”或者“卢旺达”,以“9·11”事件作为多余的尾声。这对于想忘记一个世纪的教训或者从未正确地吸取教训的人来说,是一份血腥的续篇。这种对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独特的恐怖时代的深刻表现(谢天谢地,我们现在走出了那个时代),它留下一个启示:“那一切”现在全都远离了我们,它的含义很明确,而我们现在可以(不受过去所犯错误的妨碍)迈进一个不一样的、更好的时代了。

  但是这种官方的纪念,无论它的动机多么善意,都不能强化我们对过去的评价和意识。我们不是将晚近的历史教给孩子们,而盛世彩票手机版是带他们去博物馆和纪念馆走马观花。更糟糕的是,我们鼓励公民们和学生们通过一种具体的方向,用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祖先)的苦难来观看历史及其教训。

  由此导致的一种拼镶画面无法使我们拥有一种共同的历史,它将我们隔离了。原先那种在学校里教的民族主义叙事无论有什么缺点,无论如何选择自己的重点,也无论它们的启示作用多么像无情的实用工具,它们至少有一种优点,即为了今天的经验而将历史作为参考材料提供给一个民族。世世代代教给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但是当今时代,这种过程颠倒了过来。对于过去的历史根本没有按照它本身的样子来一致地叙述,它的含义只服务于我们当前关注的而且往往是相互对立的许多方面。

  对待历史的这种相互之间不一致的间离性质,其部分原因无疑是出于迎合当代社会急速变化的需要。“全球化”概括了从因特网到前所未有的跨国经济交流规模的一切事物,剧烈地搅动了人们的生活,其方式是父辈和祖父辈难以想象的。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熟悉的、看来是恒久不变的许多事物,如今也迅速地湮没了。

  传播业的扩张,伴随着信息的细碎化,造成近年来各种社群之间的鲜明对比。直到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获得信息的渠道还十分有限;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社群里,他们好像知道许多同样的事情,其原因是全国性的教育,国家控制的广播与电视,还有一种共同的印刷文化。除了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世界上大多数人可以获得几乎是无限量的信息资料。然而,若没有一种超越少数精英而且始终存在的共同文化,那么,人们选择或遇到的具体信息和思想就取决于各种各样的趣味、倾向和利益。岁月流逝,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对这个快速多元化的同时代人的世界缺乏共同认识,更不用说看待先辈们的世界了。

  30年中知识分子的消失

  在过去30年里的一切转型中,“知识分子”的消失或许是最有象征性的。20世纪是知识分子的世纪:这个术语的最初(负面)使用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一开始,它描述的是知识界、文学界、艺术界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争论问题,影响公共舆论和政策。根据定义,知识分子要承担义务——“介入”:通常是一种理想,一种信条,一种计划。最初的“知识分子”是作家们,他们为艾尔弗雷德·德雷富斯上尉辩护,驳斥对他的叛国罪指控,代表他提出了首要的普世概念:“真理”、“正义”、“权利”。他们的对手“反德雷富斯派”(也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憎恶这个名称)提出了自己的概念,尽管在普世性质上略逊一筹:“荣誉”、“民族”、“祖国”、“法兰西”。

  只要关于公共政策的辩论都以这类总括性的通则为框架,无论是伦理的还是政治的,知识分子就会塑造——在有些国家里则是主宰——公共话语。某些国家压制公开的反对和批评,那里的知识分子就应该在事实上扮演公众利益和人民的代言人角色, 反对当局和国家。在开放的社会里,20世纪的知识分子获得了一定的公共地位,他们不仅从言论自由的权利中获益,而且从人们普遍都有文化的发达社会中获益,因为知识分子在那里有听众。

  回忆往事,要抛弃20世纪里“介入”的知识分子是很容易的。知识分子很容易沉溺于自我吹捧,心满意足地对着由思想相同的听众构成的镜子而梳妆打扮。当政治介入使人走极端的时候,由于知识分子在那么多的例子中都是政治上“介入”的,由于他们的介入典型地采用书写文字的形式,所以许多知识分子留下的观点和隶属关系的记录,尚未磨灭。有些人充当权力的代言人,或者充当全体选民的代言人,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和利益来调整自己的信念和观点:爱德华·萨义德曾经说的“人们自身善于阿谀奉承的灵活性”确实“使知识分子的历史大大减色”。

  再者,正如雷蒙·阿隆曾经恰当地评论他的法国同时代人时说的,知识分子似乎过于频繁地表明“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尤其是在经济学或军事等技术领域。而关于他们所说的“责任”,一批面目迥异的著名知识分子,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极其不负责任地、漠然地倾向于鼓励在同自己相隔遥远的安全距离之外的地方动用暴力。加缪写道:“错误的观念最终造成流血,但在每一种情况下,流的都是别人的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某些思想家会对一切事情都随心所欲地说三道四。”

  这些都是事实。然而,知识分子——自由思想的或政治上有瓜葛的,派遣的或介入的——也都是20世纪的一种规定性的荣耀。只消开列一张名单,这个时代最有意思的政治作者、社会评论家、公共道德家,从埃米尔·左拉到瓦茨拉夫·哈维尔,从卡尔·克劳斯到玛格丽特·布伯-纽曼,从爱尔伐·米尔德尔到锡尼·胡克都可以写进这篇引论和其他章节。我们完全忘记的不仅是“这些人是谁”,而且还有“他们的听众有多少”和“他们的影响有多广”。就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共同记忆而言,往往只限于固定的、狭窄的一群西方左倾“进步人士”,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一直主宰着自己的舞台:让-保罗·萨特,米歇尔·福柯,君特·格拉斯,苏珊·桑塔格。

  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行动在其他地方。在苏联和东欧,多年来对当局的反抗只局限于几个勇敢的个人“写完放在抽屉里”。在两次大战之后的欧洲,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都能吸引一批天才的文学宣传家和代言人。在那些岁月里,我们可能承认对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完全感到不舒服,但至少在1914年以前,像德国的恩斯特·荣格尔、法国的皮埃尔·德里 厄·拉·霍歇尔和路易-费迪南·塞利纳,罗马尼亚的米尔西亚·伊利亚德、比利时的昂利·德·曼等作家的影响,可能超过当时的左翼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约翰·杜威,甚至是乔治·奥威尔,而我们现在赞扬的正是这些左翼作家。

  一批没有归属的“世纪旅人”

  然而,20世纪首先崛起了一类新的知识分子——一批没有归属的“世纪旅人”。这类人典型地从俄国革命式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转向厌世的怀疑主义,他们与省悟的、悲观的自由主义者相似,但既不拥戴民族主义,也不需要意识形态。20世纪的这些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中间有许多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积极从事犹太宗教活动,更少有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绝大多数来自东欧和中欧的犹太社群,用汉娜·阿伦特的话来说,是“大洪水的偶然幸存者”。许多人的世界主义文化观也都来自地域上边缘化的城市和外省——苏联的哥尼斯堡(译注:即加里宁格勒)、切尔诺维奇、维尔纽斯,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印度的加尔各答,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大多数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流亡,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都会像爱德华·萨义德一样,一提起爱国主义就感到困惑,“我仍然不能理解爱国是什么意思。”

  说到底,这些人组成了20世纪的“文人共和国”:一个由谈话和争论组成的虚拟社群,它的影响力反映和启迪了时代的悲剧性选择。

  倘若我们想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那就需要提醒自己注意理念的力量。而且我们尤其需要回忆马克思主义理念如何明显地掌握了20世纪的想象。

  两次大战之间和战后的中欧犹太知识分子尤其迷恋马克思主义。其中部分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事业的普罗米修斯式的雄心,但也由于他们的世界完全颠覆了,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或者继续旧时的日子,看来不可避免地要建设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犹太共产主义”可能是一个反犹的术语,在波兰的民族主义圈子里滥用,但在关键的几年里,它也描述了一种现实。值得注意的是,犹太人对东欧现代历史的贡献离不开中欧犹太人中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特吸引力。当然在回顾往事时,知识分子的个人热忱和对于时代的介入,看来同灰暗可怕的结果不成比例。但当时不是这样看待的。

  由于这一切激情现在看来都已经失效,而相应地引起的反激情也是多余的,所以今日的评论家都倾向于否定20世纪意识形态的“文化战争”,以及理论上的挑战与反挑战,将它们看作一本已经合上的书。

  那些被同一化的“恶”

  20世纪的情况是否真的如此异常、如此独特、不可复制,乃至我们可以确信不会再有任何力量去推动男男女女走向革命和新生的宏大叙事?我们是否可以说,眼前就是阳光普照下的“和平、民主、自由市场”的高地?

  如今我们带着先入之见来回顾20世纪,将它看作一个政治极端、悲剧性错误、方向选择错误的时代,一个谬误的时代,谢天谢地,我们现在从那里走了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就不会陷入谬误了吗?我们改为膜拜私有部门和市场,不就是简单地逆转上一代人对“公有制”和“国家”或“计划”的信念吗?说到底,主张一切事务和政策(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都必须转向全球化经济,转向它那无法避免的法则,以及它那贪得无厌的需求,这比其他任何事物更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确,这种对经济必然性及对其铁的法则的崇拜,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的前提。在从20世纪过渡到21世纪时,我们不正是像抛弃19世纪的信念体系而用另一种信念体系来取代它的时候一样吗?

 看来我们也一样困惑于我们自称已经脱离的上一个世纪的道德教训。现代世俗社会对“恶”这一概念感到不舒服已经很长时间了。

  自由派人士对它的不可调和的道德绝对性和宗教暗示性感到尴尬。20世纪伟大的政治宗教(political religion)宁可选择好与坏、正确与错误之类更理性化、更工具化的说法。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纳粹毁灭犹太人,国际上越来越反感共产主义,“恶”的概念慢慢地潜回道德思维甚至政治思维的表述方式。汉娜·阿伦特或许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她在1945年写道:“恶的问题将会是欧洲战后知识分子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但是另一位属于非常不同类型的、恪守宗教传统的哲学家莱泽克·科瓦考夫斯基说得最好:“魔鬼是我们的经历中的一部分。我们这一代人见过太多极端认真地对待预言时的恶魔态度。我认为恶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道德不在场或变形或颠覆(或我们想得到的其他任何一种对立面),而是一种顽固的、不可救赎的事实。”

  但是现在这“恶”的概念重新被用得十分离题,我们不知道该怎样用它。按照西方今天的用法,这个词主要用于指希特勒和纳粹分子的“独特的”恶。但在这里,我们被弄糊涂了。有时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大屠杀”——被说成是一桩单一的罪行,是一种绝无仅有的恶在20世纪的体现,这是一个例子,也是一种警告:“绝不能再发生。”但是在另外一些时候,我们都很容易想到出于同样可比较的目的的恶,发现种族灭绝的意图,从伊拉克到其他地方到处可以见到“恶之斧”和“希特勒们”,每当有人在犹太会堂的墙上涂鸦反犹话语,或者表示怀念斯大林时,就警示着日益逼近再次发生那种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事情。在所有这一切中,我们看不见20世纪各种激进的意识形态所证明的那么有诱惑力因而真正像恶魔般的东西是什么。60年前,阿伦特担心我们将会不知道如何谈论恶,因此就绝不可能把握它的意义。如今我们整天在谈论恶——结果也是一样。

  今天,当我们纠缠于“恐怖”、“恐怖主义”、“恐怖分子”时,同样也感到困惑。明显地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关于恐怖主义,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而且也很难知道是什么使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宣称恐怖主义是一种“后冷战现象”。即使我们排除谋杀或试图谋杀总统和君王,将恐怖主义局限于那些为追求政治目标而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我们也可以说,恐怖主义者一百多年来一直在我们身边。有俄国恐怖主义者、印度恐怖主义者、阿拉伯恐怖主义者、巴斯克恐怖主义者、马来恐怖主义者等,好几十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南斯拉夫(“游击队”)恐怖主义者想解决宿怨;由美国金钱资助的爱尔兰恐怖主义者在伦敦谋刺玛格丽特·撒切尔;由美国提供武器的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穆加哈丁恐怖主义者;等等。

  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土耳其、日本、英国、法国,更无须说那些习惯于暴力的国家了,谁都不会不注意到恐怖分子——使用枪、刀、炸弹、化学品、汽车、火车、飞机,无所不用其极——在整个20世纪,直到2000年之后还无所不在。唯一的——“唯一的”——变化是2001年9月发动的对美国的自杀性恐怖行动。即便如此,事情也不是前所未有的:手段是新的,屠杀是令人恐惧的,但是对美国国土实施恐怖行动在20世纪初也不是没有听到过。

  当我们反复乞灵于和滥用“恶”的概念时,我们是在轻率地轻视这个概念,关于恐怖主义,我们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我们将一种出于政治动机的、在其他方面仍属于世俗性质行为的谋杀放在一个道德范畴里,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里,以及一个全球的敌人身上。“我们”不仅仅是在同恐怖分子作斗争,我们从事的是全世界范围的文明之争,一场不确定地延续的全球性事件。

  这里存在一种双重混乱。第一重混乱当然包括对20世纪30年代反法西斯运动的动机的简化,同时将欧洲20世纪初各种差异很大的法西斯主义与我们时代(同样差异很大的)各种运动和叛乱之间非常不同的怨恨、要求、策略归并在一起。如果熟悉近期历史,可能有助于纠正这些错误。但是更严重的错误是将形式当成了内容:只根据行动来定义各种不同的带着对立的、往往是冲突的目标的恐怖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这就好比是要将意大利红色旅、德国巴德尔-梅因霍夫帮、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巴斯克“埃塔”(ETA)、瑞士汝拉分裂主义者、法国解放科西嘉民族阵线等等归并在一起,称之为混合的“欧洲极端主义”……然后向欧洲的政治暴力现象宣战。

  对于历史的一种“健忘”

  将“恐怖主义”的不同背景抽象化,将它放在作为对西方文明(或民主,或“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的位置上,将它当作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的对象,这其中的危险之处在于我们会忽略了当今时代的其他许多挑战。同样在这一方面,冷战岁月的幻觉和错误可能让我们认识到或意识到意识形态的狭隘视野。汉娜·阿伦特又一次指出:“认为极权主义是世纪祸根的最大危险是深深地纠缠于其中,视而不见无数铺垫了通向地狱道路的小恶和不小的恶。”

  但是在我们当代所有的幻觉中,最危险的是支撑和解释其他幻觉的那一种。而那就是我们所生活其中的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的观念: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新的、不可逆转的,过去的历史没有什么可教我们的……除非它能彻底搜索有用的先例。仅举一个例子:只有一种令人惊愕的对以往历史的冷漠态度,才会导致一位美国国务卿反对用各种外部力量来结束2006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灾难性的战争(它本身是一种对25年前同样灾难性的入侵所作出的不祥反应),并且说这场正在展开的灾难是“一个新中东诞生前的阵痛”。中东的现代历史浸没在一系列政治错误的血泊之中。这个地区最需要的事情却变成了另一种无能的外国“产婆”。

  这类鲁莽行为——推崇自己的历史,但是轻视人类其他部分的历史——或许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比在欧洲更容易推销。为以往的错误而付出的代价及其明显可鉴的后果,直到最近还很难被忽略。但即使在欧洲,年轻一代的公民和政客也对历史越来越健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情况在中欧前共产党各国尤其明显,那里“建设资本主义”和“发财致富”是新的集体目标,而“民主”却因为被视作理所当然,而不被重视,甚至在某些地方还被认为是一种障碍。

  但即使是“资本主义”,它也有历史。资本主义世界在上一次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扩张和极大地创造私有财富的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几十年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先锋话语(avant le mot)时期,在帝国主义的不列颠有一种普遍的假设——就像今天在美国和西欧一样——认为这是真正前所未有的永远和平与繁荣时代的入门处。任何人想寻找一种方式来表述这种信心,以及它发生了什么,都不如阅读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那盛气凌人的开首段落。那段文字像是一种狂妄的幻觉,对处于大灾难边缘的世界做了一番概括,写于战后对未来50年的一切这类幻想结束之时。

  也正是凯恩斯预见并帮助准备了30年后欧洲因战争和经济垮台而感到的“渴望安全”。由于预防措施和安全网络结合进了战后的政府体系,这一大举措使发达国家的公民们不再有折磨人的不安全感和在1914年至1915年之间主宰了政治生活的那种恐惧。


  问题的复杂性永远存在

  直到现在才发生了变化。因为有理由相信这种情况将要发生变化。在西方各民主国家里,恐惧作为政治生活中一个积极的组织部分而重新出现。这当然是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但或许更隐伏的是对无法控制的变化速度的恐惧,对失业造成的损失的恐惧,对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平等的恐惧,害怕失去人们的日常生活环境和轨迹的恐惧。并且首先或许害怕的,不光是我们不再塑造自己的生活,而且当权的人也会失去旁人难以企及的各种权力。

  很少会有几个民主政府能够抗拒将这种恐惧情绪转化为政治利益的诱惑。有些政府早就这样做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看到压力集团的复兴,政治纲领以恐惧为基础(害怕外国人,害怕变化,害怕开放边界和开放传播,害怕自由交流对自己不利的观点)时,就不应该感到惊奇。在最近几年,这些人和政党在一些无可挑剔的民主国家——比利时、瑞士、以色列,以及像俄罗斯、波兰和委内瑞拉等比较脆弱的共和国——里做得比较好,而他们所提出的挑战引起美国、丹麦、荷兰、法国、英国等国家的主流政党对来访者、“异己分子”、非法移民、文化上或宗教上的少数群体采取更强硬的路线。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们可以估计到他们会更加多地采取这种路线,或许他们的目的是限制“威胁性的”商品、观念和人群的流通。由不安全而造成的政治现象是有传染性的。

  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很好地再度观察前辈们在20世纪里对在许多方面类似的两难的反应方式。就像他们一样,我们会发现社会服务的集体预防措施和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某些限制,其本身都是重要的经济变数,它们为维持繁荣提供了必要的公众凝聚力和政治上的信心——而只有国家才拥有积极支持那些服务和预防措施的资源和权威,当然也有我们的集体名义的局限。

  我们会发现一种健康的民主政体根本不会受到正常国家的威胁,而相反的在实际上还是依赖于它的;在孤立的、不安全的个人和不规范的全球力量之间越来越两极化的世界里,民主国家的合法权威可能是我们能设计出的最好的一种介于两极之间的机构。说到底,还能有别的方案吗?我们当代人对经济自由的崇拜,结合一种日益增强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可以导致降低社会预防措施和最少的经济规定,却也伴随着政府广泛地监管传播、运动和舆论。

  那么,民主国家的局限性是什么?私人的进取心和公众利益、自由和平等之间的恰当平衡在哪里?社会政策的可操作性目标是什么?是什么构成了干涉和权力过度?我们究竟应该将个人财富最大化和社会摩擦最小化之间不能避免的折中点放在哪里?政治社群与宗教社群的恰当边界是什么,而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又怎样才能使摩擦最小化?当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那些冲突无法通过谈判解决时,我们怎样才能平息它们?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都是21世纪面临的挑战。它们也是20世纪面临过的挑战,所以对于一些人而言,听起来至少有点熟悉。它们提醒我们,今天空谈“自由”的理论家们开出简单的灵丹妙药,同20世纪意识形态有巨大分歧的另一方的前辈们开出的妙方相比,同样对我们毫无帮助。另一种提醒是,昨天的“左派”和今天的“右派”之间的共同点之一,是过分自信地倾向于否认历史经验同现实问题之间的关联。我们以为自己温故知新,足以懂得许多旧日的答案并不奏效, 也许这是真的。但是,历史真正能帮助我们懂得的是,问题的复杂性永远存在。

  (作者系美国历史学家,已于2010年去世,他被认为是过去几十年美国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他的《沉疴遍地》中文版今年由三辉图书出版,引起巨大反响。其《重估价值》中文版也将于明年初出版。本文译者林骧华,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