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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熊十力:曾向陈毅哭诉学问无人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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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有次给上海高校教师作报告,陈毅建议大家多向熊十力请教:佛学是世界哲学里的组成部分,一定要学。共产党讲辩证法,事物都要了解其正反面,不懂唯心论,又怎能精通唯物论呢?

生活虽安定,熊十力的心底却是孤独的,落寞的。他的学说逐渐被边缘化了,著作也很少行世,几乎到了被人遗忘的地步。他成了一个“落伍”的人,拒绝“进步”,拒绝“热闹”,拒绝“改造”。中国哲学会请他做委员,他提出两个条件:不开会,不改造思想。

北京:改造了就不是我了

1950年春,熊十力接到党内老友的邀请,如约北上。甫一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便专程到车站迎接。如此规格,让老书生甚感兴奋。

抵京后,政府先将他及其义女安排住在交道口附近的五间北房,房子是由董必武预先租定的,家具齐全,甚是宽敞。住了两三个月,他嫌院子嘈杂,无法写作,写信给董必武要求调换。此后又搬至护国寺大觉胡同12号,但也未住多久。最终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内,直到1954年离京为止。此处原为皇亲贵族居住之地,建筑古朴,出门不远就是后海,恬静优雅,风景宜人。

初到北京,郭沫若希望熊十力能到自己管辖的中国科学院来,熊拒绝了。他怕自己不习惯科学院的治学方式,毕竟科学院仍是过去老中央研究院的一辈人,“老朽与洋面包似不必打在一起”。他希望仍回自己的北大老巢,按老规矩去上课。此时的北大哲学系似乎“颇无相纳之意”,但熊还是要回去,表示“愿回此挂名养老其间,与义无悖”。他的工资定为每月800斤小米,是当时教授薪水的最高水平。

50年代初期,熊十力的生活是安定的,其生活方式也在他原有的轨道上延续,并未受到多少干扰。窗外的世界已很热闹,一派新气象,大家都在一种激情感召下建设新社会。他却不为所动,依旧独居,读书,写作,在家授徒。熊氏居处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熊与董必武是湖北老乡,也是辛亥老同志,年纪相仿,相处融洽。熊有事必找他,董便跟他开玩笑说:“我简直成了你熊十力一个人的副主席了!”熊一笑了之,有事照找不误。此时已身居高位的郭沫若也常来拜访,二人谈经论道,交谈甚契。郭希望熊十力能不断有大作问世,以“领袖学界群伦”。

然而此时,熊十力的心底却是孤独的,落寞的。他的学说逐渐被边缘化了,著作也很少行世,几乎到了被人遗忘的地步。他曾在信中对老友说:“吾常愁苦一室当中无人可与言斯学者”,“吾之学,百年之后能否有人讲,甚难说。吾书恐疑难存下去”。他成了一个“落伍”的人,拒绝“进步”,拒绝“热闹”,拒绝“改造”。中国哲学会请他做委员,他提出两个条件:不开会,不改造思想。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我是不能去开会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了。”又说:“马一浮写信给我,说他自己是‘确乎其不可拔’!我回信说我也是‘确乎其不可拔’!他以为我到北京,就‘尽弃其所学’了!”

1950年,一向不问政治的熊十力写出《与友人论张江陵》一文,批评张居正“恶理学家空疏,遂禁讲学、毁书院”之举与秦始皇之焚书无异,并以此引申说:“学术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而不可阻遏学术界自由研究、独立创造之风气,否则学术思想界思想锢蔽,而政治社会制度,何由发展日新?江陵身没法毁,可见政改而不兴学校之教,新政终无基也。”他还写信与老友梁漱溟论道,指出辩证法的根底在斗争,而大易之学却是以仁义为常道。1951年,他又写出长达六万多字的《与友人论六经》,论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为唯心论伸张。“余常设想,今当舍旧图新。不守其故而新生,则诚然矣;不用其故而新生,恐不应理。”顺此思路,他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国学人才;恢复南京内学院,由欧阳渐弟子吕秋逸主持;恢复杭州智林图书馆,由马一浮主持;恢复勉仁学院,由梁漱溟主持。并屡次上书毛泽东和中央政府,毛泽东回复说:“十力先生,长函诵悉,谨致谢意。”信中的意思很明确,不知熊是否读透。

1951年6月,熊十力写信给老友蒙文通,颇有孤独之感。当时士人,皆多少改造为马克思主义者,天下“确乎不可拔者”已不多。老友梁漱溟俨然已成社会活动家,心思已不在学术上;张东荪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落马,正在接受批斗;而弟子辈也多攘臂运动,“不复奉教”矣。此时,他却与老画家齐白石结交上了。熊氏义女仲光正随白石老人学画,白石老人也很佩服熊氏文采,曾请其为老母写祭文。

自1951年起,熊十力便集中精力删削《新唯识论》的语体本,1953年冬,由董必武协助印行。此前,他的那几本小册子都是自费由大众书店帮助印刷的。1954年又写成《原儒》上卷,写完后,已是深秋,冬季临近,该是南迁的时候了。此时,政治空气愈加左倾,老朋友们或被打倒,或被边缘化,逐渐在学界失声。贺麟和冯友兰改宗了,不再“接着讲”圣贤学问;1953年,生性耿直的梁漱溟因直言相谏,不知轻重的讲话气得毛泽东拍桌子:“你是放毒!”自此,梁先生再没有发言的机会了,被晾在了一边无人搭理。盛世彩票手机版马一浮也重新开始了隐居生涯,虽对新时代偶有感动,但分明找不到自己的调子。

上海:衰年之苦,莫大于孤

熊十力孤身一人住在北京,除去孤独外,更让他难耐的是北方漫长的严冬。他开始思念南归。1953年冬,他写信给刘静窗,说自己想回上海,但又不想跟儿子一起住。到了1954年,熊十力终于无法忍受北方的严寒与孤单,遂于年底移居上海,住在儿子身边。儿子熊世菩家人口多,孩子小,这使一生清静惯了的熊十力非常不适应,只得另觅住所。当时陈毅在上海做市长,熊十力为房屋之事写信向陈毅求助,陈马上回信并着人解决,信中说:“先生要求并不高,当照办,请与市府来人面商。无论从事著述或作个人修养,政府均应予照顾和协助……至学术见解不能尽同,亦不必强求其同,此事先生不必顾虑。”陈毅喜欢与学人打交道,对熊十力多有帮助。有一次陈毅去看望熊十力,他竟伤心地号啕大哭。陈毅问:“您老为何这么伤心?”答道:“我的学问没有人传呀!”陈毅深受震动,后来有一次在给上海高校的教师作报告时,他建议大家多向熊十力请教,“近在眼前的贤师,你们就去拜门,有人批评,就说是陈毅叫你们去的!佛学是世界哲学里的组成部分,一定要学。共产党讲辩证法,事物都要了解其正反面,不懂唯心论,又怎能精通唯物论呢?”

1956年6月,熊十力搬进了淮海中路2068号一座二层小楼里,这里环境幽雅,适于写作。他雇了厨师和助手,继续过其独居的生活。同年,全国政协召开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熊先生原不在邀请之列,他的学生杨玉清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说:“过去曾有人说:‘可惜今天称得上士的人,只有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二三人而已。’梁先生今天在座,马先生也由杭州到北京来了,只有熊先生还在上海。”政协马上联系上海方面,请熊十力为特邀代表。陈毅派人去熊先生家通知,此时熊正在洗澡,他说:“我是不能坐飞机的。”于是坐当日火车前往。在这次会上,他被增选为第二届政协委员,并连续当选为第三、四届政协委员。但他只是政协的“三到”委员盛世彩票:开幕到、闭幕到、照相到。其余时间,均不到会,而是呆在宾馆里与朋友聚谈。

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全书共33万余字,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书出版后,正值国家困难时期,熊仅取稿费之一半。此后,他开始写作《体用论》、《明心篇》等书,未及完成,便疾病来袭。此时,74岁的熊十力也从北大退休了。他在记事本上写道:“本月(1958年10月)北大名义解除,由京政协会照顾生活,暂时照北大原薪三百四十五元。”此时,老人的心情是落寞的,他一生以师道自任,与北大有着不解之缘,一朝离开,自是痛苦。师道名义解除了,已近垂暮之年的熊十力更将全副的心力用于著述。他每日凌晨一两点钟即起,拖着病体坚持写作。《明心篇》之后,是他“衰年定论”的《乾坤衍》。此书20余万字,刚写两三万字,便“百病皆作”,熊十力拼了老命,终至完成。他将此书赠上海图书馆一部,附言说:“附赠《乾坤衍》一部,实不得已自费影印。老而不死,力成此书,决不自覆其说。白沙子有句‘君子恒处睽’,即我书之心也。”

至此,前后七八年间,熊十力以老迈之身,潜心著述,凡130万言,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冯友兰说:“熊先生在世时,他的哲学思想不甚为世人所了解,晚年生活尤为不快。但在20世纪50年代他还能发表几部稿子。在他送我的书中,有一部的扉页上写道:‘如不要时,烦交一可靠之图书馆。’由今思之,何其言之悲耶!”梁漱溟说熊十力“晚年一顿能吃一只鸡”,言其身体之好。事实上熊十力晚年大病不断,很多著作都是因病体难支而时有中断。梁漱溟批评熊十力“比及暮年则意气自雄,时有差错,藐视一切,不惜诋斥昔贤。例如《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即其著笔行文的拖拉冗复,不即征见出思想意识的混乱支离乎。”持论不无道理,但考虑到熊十力晚年景况,批评可谓过严,他说:“学术天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吾不敢有负于四十年交谊也。盛世彩票开户”

晚年,熊十力由上海市委统战部“领导”,因此,他经常要向统战部领导汇报一下自己的近况,遇有运动,也难免表一下态。如1957年6月,他写信给统战部,信中有“今天见报载,章伯钧自认造谣反党,真可耻可恨”。1959年2月信中有“昨年大跃进,中外欢腾。今岁更当一日千里”。但更多的是生活方面的要求,如住房问题、吃饭问题等等。1960年11月,他致信统战部,要求吃粗面包,“上月承惠两次饼干,是上好的东西,而此物吃时总不觉得饱,所以愿吃粗面包。”1960年12月,熊突然便血,便写信给统战部,“谨请予我一个宰好了的肥的母鸭子,看可救此症否?”并说“素承厚意怜念老人,故敢常扰。”统战部12月5日向上级请示:“拟同意送母鸭一只,请核。”领导批曰“同意”,于是,12月9日,熊十力得到了一只肥母鸭。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熊十力陷入无限孤独中。1961年,他在给刘静窗的信中说:“欲晤谈,膝头软,不堪动。又怕冷。夜半寒风入户,被单絮破,凄凉无限,清眼望尼山。”然而到了1962年,被熊十力称为“慰孤老,相依为命”的弟子刘静窗也离世而去。熊十力非常伤心,他在致弟子唐君毅、牟宗三信中说:“平生少从游之士,老而又孤。海隅嚣市,暮境冲寞,长年面壁,无与言者,独有一刘生(刘静窗)时来问佛法,年才五十,今春忽死去。吾乃真苦矣,当从赤松子游耳。”此后,他再也无力于大著了,只是写点随笔以遣寂寞离愁。

最后时刻:为中国文化而哭

1964年,春夏间大病。年底,去北京开会,对毛泽东“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一说颇感兴趣,写下心得送了上去。1965年,董必武写信给熊,表示“兄之治哲学之背景,不仅弟理解,吾党之士亦多能理解也”。并寄来《毛泽东选集》四函、毛主席哲学著作四篇及《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之终结》大字精装本各一函,让其“慢慢阅读”。这些书均是周恩来花钱买下的,是为老年人阅读方便。

1965年夏,弟子习傅裕去看望自己的老师时发现,熊先生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如炬,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滔滔,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激昂了。他一人独坐屋中,身穿褐色长衫,扣子全无,只用一麻绳作腰带,状若老僧。屋内墙上挂着三个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从墙头一直贴到天花板,孔子居中,左右是两位王先生:王船山和王阳明。此时,先前的老友和学生也多数被打倒、批判,其余的也岌岌可危。他的著作也被当作“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批判,无人以对,唯与古圣先贤心仪神交,稍可慰藉。他晚年为自己订有“三戒”:不出门、不会客、不写信,衰年求静,聊以卒岁。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可见其晚年心境之凄凉!

1966年夏,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伤感至极,他痛彻地感到:国家病矣!随之,他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家被抄了,书籍、手稿、信札,或被撕,或被烧,或被查封;人被轮番批斗,复旦小学和建新中学的红卫兵小将们没日没夜对一个81岁的老人使虐,并勒令交代“历史问题”,限期交出来;住房被造反派的头目们霸占,老人被勒令搬出寓所,同时,就连青云路儿子的家也被查抄,父子均遭批斗。他有些看不懂了,拒领政协每月发放的工资,以示抗议。1968年春,上海造反派竟命令已83岁高龄的老人跪在高台上,开群众大会批斗、辱骂。这对一生孤高气傲、睥睨风云的熊十力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处此艰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他不断地给陈毅、董必武写信,对运动提出批评,硬让家人寄出去。无处说话时,他经常在很多小纸条上写些抗议的话语,甚至写在裤子上、袜子上,独自一人,面容悲戚、跌跌撞撞地走上街头或公园,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走累了就席地而坐。然而,街市攘攘,人人自危,没有人理会他。

1968年,熊十力一度绝食,以求速死。春夏间,患肺炎,高烧不止,不肯服药。病情好转后,又患感冒。因大便用力过猛,心力衰竭,1968年5月23日上午,一代大儒走完了他84年的人生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