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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船去中国":时尚写作的末路


2003年12月23日13:51:57 南方都市报 郜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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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已经被彻底驯化了,分辨不出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他们已经成为时尚的俘虏,一旦碰到时尚的参与者、消费者和制造者——以书写上海为时尚的某种上海文学——当然要大声叫好了。  

  陈丹燕是近年来以写上海而闻名的上海女作家,但她的几部畅销书——《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都属于纪实作品,即在采访和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加上一些文学性描写,以满足同时也塑造着追逐时尚的一班年轻读者对于或新或旧的上海的幻想。在她的上述作品中,文学性描写只是辅助手段,主体是纪实的人与事;我们虽不能轻视作者文学描写的功底,也不能低估文学性描写在这些纪实作品被读者接受时所起的催化剂作用,但这些紧紧抓住上海不放的具有相当文学描写功底的作品,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把它们当文学来对待。充其量,这只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时尚写作。  

  整体显得苍白与空洞

  不久前,云南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了陈丹燕的新书《慢船去中国》(以下简称《慢》),作为该社与《收获》杂志社共同策划的“金收获丛书”的一种。《慢》据说是纯虚构作品,全书以一个具有悠久买办家族史的上海家庭数代人的命运为主线结构成首尾一贯的故事情节,主要人物不下十个,场景涉及新疆、上海、美国,时间跨度更大,从20世纪初一直写到20世纪90年代末。作者试图以此突破其以往描写上海的几部作品的纪实界限,实现其强烈的文学性追求,盛世彩票 但我花了一个多星期看完这部43万字的长篇小说,直接判断是,它的底子仍然属于纪实,只是加上了更多的自以为属于文学性的描写,而弄得非常尴尬,既不像文学,也不像纪实;作者努力对采访、调查得来的素材进行提升,使之成为纯文学的虚构作品,可惜没有成功。

  《慢》写显赫一时的上海买办家庭的后代不甘于家族的没落,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热中,成功地将大女儿送到美国。大女儿一到美国,便和室友、一位美国大学生同居,并迅速怀孕。男友不仅不想与她结婚,也不愿承担责任,她只好回国堕胎,结果被父母强迫着返回美国,最终为了要在男友面前维持自尊而在美国堕胎。失望、苦闷和委屈使她心力交瘁,神经错乱,这时候,在早年留学美国、见多识广的爷爷的安排下,父亲以服侍生病的女儿为名到了美国,他不想就此带着发疯的女儿回国,就自己撞车,骗取保险,终于让二女儿来到美国求学。这是小说的上半部。下半部写妹妹如何争气,在美国取得了优秀的学习成绩,争取到美国公司驻中国分公司的秘书的职位。可惜她一心为美国老板做事,得罪了思想糟糕的同胞,但美国老板非但不支持她,反而认为她没有当好中美合作的桥梁,将她解雇。小说结尾虽然说她在上海又找到了一份工作,但距离当初的理想已十分遥远。

  应该承认这是一个不错的故事框架,而每个人物也都值得大书特书,但全书写到最后,仅仅勉强把这个故事框架撑起来而已,读者只要弄清楚情节主干,就一览无余,没有多少值得回味的实质性内容。原因很简单,作者虽有不错的故事原型和框架,但没有写好人物。《慢》中的人物缺乏起码的性格逻辑,比如作为主角的姐妹俩,有时很聪明,很有自制力,有时又显得很糊涂,很弱智;她们的生活品位,一会儿高雅精致得像公主,一会儿又粗糙恶俗得像瘪三。其他人物,如爷爷、叔公、两个叔叔、父母以及两姐妹各自的美国男友,大多概念化,脸谱化,似曾相识,缺乏作者独特的发现。只是做父母的一切为子女着想的苦心,还算刻画得比较成功,但这显然并不能挽救全书整体的苍白与空洞。

  骨子里轻飘、媚俗

  背景描写,也停留在一般纪实作品的水平。占全书大部分篇幅的两姐妹在美国的生活,更加表面化。虽然两人生活态度不同,但生活内容如出一辙。如果读者要问,就这些内容怎么会写出偌大的篇幅,答案也很简单:作者非常善于不看具体情境而信心十足地渲染气氛与情调。比如,本来沟通很困难的中西方男女之间的交往,在作者笔下却显得极其抒情和浪漫,而其实不过是小资情调的贩卖;本来同样沟通困难的姐妹俩和那个神秘的婶婆之间,到了作者笔下,似乎就有谈不尽的话题,而其实只是关于王家往事的重复;本来是人物并未融入其中的纽约曼哈顿街区,被作者描写得流光溢彩,充分投射着中国女性的丰富情感,其实也不过是对一张旅游图的美声咏叹而已。作者很像一个认真而勤奋的描红高手,先打好基本的故事框架,再一笔笔把颜料描上去,直到所有的空格都被散发着她的气氛和情调的文字填满为止。

  说到“文字功夫”,作者的看家本领,就是无论什么都能写得深情款款,情调十足,而考其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反复使用可操作性极强的几乎制度化的拟人手法。

  试看她对某种上海情调的渲染:“上海一九九六年暮春的黄昏,熏风阵阵,那是沉重的暖风,又软又重地打在身上,夹着上海那种躁动不宁又暗自感怀的气味,梧桐树上的悬铃子在随风飞舞。”之所以要引这段其实在《慢》中比比皆是的文字,就是想让读者看看现在流行的是怎样的“汉语写作”写上海,本来是一个困难的工作,但作者以拟人手法轻巧地化困难为平易,化复杂为简单,化生疏为娴熟,任何事物,一旦落到高度拟人化的文字中,就好像已经被她揣摩烂熟的一个老朋友,尽在掌握,任她横写竖写,都无不合适了。比如,本来已是“黄昏”,可巧又赶上“暮春”,宋词或新文学学生腔小说诗歌里有的是这种风格,尽可以摇笔即至,而且似乎非此不足以显出文学性;你在“熏风阵阵”中还没回过神,她又吹来了“沉重的暖风”,还“又软又重地打在身上”。想像不出?那就只怪你自己无能且无趣了!写上海,竟然闻到了一种“气味”,可见作者对上海的把握是如何的精微,然而,是怎样的“气味”呢?叫做“躁动不宁”,叫做“暗自感怀”!多么漂亮的文字。什么意思?其实也经不起细想,反正这样写出来,显得漂亮就够了。

  实际上,在当下流行的穷奢极侈的所谓“汉语写作”中,陈丹燕的笔墨算是比较懂点节制的,也比较可以见出根底了——但即使这样,也无法遮掩其骨子里的轻飘、含混、油腻、媚俗和自我膨胀。另外,生造、不通,也所在尽有,比如形容一个人的表情,是“由衷稚气”,描写一家人走进红房子西餐馆,是“各自鱼贯而入”——但这也许并非作者之错,而是编辑之误,至于我这篇文章如此关心这些细枝末节,而不是直达那些更加具有文学性和挑战性的问题,大概也算不上什么真正的文学批评。是上海的文学只配这样的批评呢,还是上海的批评也只配咀嚼这样的文学?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上海的文学,还是上海的批评,一旦乘上类似这样的“慢船”,恐怕就很难抵达文学的彼岸了。

  读者已经成为时尚的俘虏

  聪明的作家应该知道,如此沾沾自喜地围绕一个虚构的上海旋转,或围绕一个实有的上海旋转,都不是文学,因为你旋转着,忙碌着,推衍着,渲染着,演绎着,就很容易迷失你自己。抓住了上海,或抓住了别的比上海更加光鲜时尚的所在(比如曼哈顿),却失去了自己,其实是很不合算的。没有你自己,没有你自己的眼光,你自己对这个时代和世界的真切感受,却健笔如飞地写出一大堆时髦的东西来,这除了能够满足时尚追逐者的幻想之外,怎能和更多人的实际感受对话,怎能获得他们的共鸣?

  自从上海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的神话之后,以上海为主题的文章应运而生,层出不穷,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至于文学在这种时尚写作中显得异常兴奋,也很正常,因为我们的文学本来就有一个善于闻风而动的传统,即总能紧跟时代的主旋律,一步不拉。90年代以来,文学本应该经受严峻的考验,在考验中或壮大,或衰微,但一场以上海为中心的新的文学造神运动,使众多一度迷惘的作家不仅免去了考验,还侥幸在另一个意外降临的有利可图的主题下面找到了安全舒适的逃避所和似乎可以无限开发的市场资源。好在读者已经被彻底驯化了,分辨不出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他们已经成为时尚的俘虏,一旦碰到时尚的参与者、消费者和制造者——以书写上海为时尚的某种上海文学——当然要大声叫好了。在这种读与写的良性循环中,我们的文学依然十分陈旧乃至陈腐,它尽可以在一夜之间占领脆弱而盲从的图书市场,但最终还是不能打动读者的心。即使那些追逐时尚的读者,在占有时尚之后,最终获得的也只能是新的虚空,和对于一度喝彩的时尚作品的无情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