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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五四时期对传统孝道文化之批判述论

五四时期对传统孝道文化之批判述论

  是中国文化中最悠久、最基本、影响最深远的传统伦理观念。儒家视孝为德之本教之所由生者仁之内核,是影响中国人数千年的重要精神。但是自近代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次次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得国人在西学东渐风潮推动下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深刻的反思乃至批判,由此也开始了新文化运动,而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传统孝道文化的批判。

  一、五四时期对传统孝道文化的批判

  五四时期,思想家们对传统孝道的基本态度是批判的。在反封建的旗帜下,他们对于作为社会政治伦理的孝道文化,尤其加以强烈的批判和否定,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制造顺民的大工厂。五四时期,首先对传统孝道进行猛烈批判的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吴虞。他曾经被胡适誉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而后胡适又将其与陈独秀相提并论为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1917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猛烈抨击封建家庭制度和孔子学说,他说孝教忠顺之事,皆利于尊贵长上,而不利于卑贱,虽奖之以名誉,诱之以禄位,而对于尊贵长上,终不免有极不平等之感夫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似平等矣;然为人子而不孝,则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于父之不慈者,固无制裁也。”“满清律例十恶之中,于大不敬之下,即列不孝。他说,儒家之主张,……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1919年,他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吃人与礼数》,揭露齐桓公在葵丘大会上说了多少诛不孝,无以女为妻,敬老慈幼等道德仁义的话,但在另一场合,却对易牙说惟蒸婴儿之未尝,吃了易牙为他蒸的人肉

  吴虞在对孝道进行批判中,深刻分析了孝、忠、礼、刑的密切关系,认为孝并不是什么美德,和其它封建道德一样,其根本精神是维护专制和不平等,从而进一步指出,字是为封建字服务的。他对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进行猛烈抨击:“‘孝悌二字为两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1]132他还指出,儒教忠孝并用、君父并尊孝悌是顺德 ,忠臣出于孝门,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1]156封建统治者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教孝、教忠,就是教一般人恭恭敬敬地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孝字的大作用,便是如此。[2]86从而揭露了封建统治者所论文联盟WWW.LWLM.COM整理推崇的的实质。此外,吴虞还分析了儒家的孝与礼互为表里的关系。他认为礼或者礼教,是忠孝观念的理论形态,是为了维护忠孝才创造出来的。进一步讲,礼的本质就是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把尊卑贵贱之区分看作是不可逾越的,把尽孝尽忠看成是自然合理的行为。所以,吴虞揭露说:儒家礼制,首重等差,以礼定分,以分为理。[1]167

  2.奴隶之道德。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认为,封建孝道害人匪浅,从家庭方面来看,这主要表现在它的那种父母子女间不平等的道德关系,如封建传统的子女报恩的思想。对此,吴虞有自己的看法,他坚决地否定封建孝悌之道,认为父子母子不必有尊卑的观念,却当有互相扶助的责任。同为人类,同做人事,没有什么恩,也没有什么德,要承认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向的路上走。从前讲孝的说法,应该改正。[1]128吴虞反复阐述子女是独立的人,他们应有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父母应该尊重子女的人格尊严,从而提出了建立父母子女之间新型的道德关系。陈独秀则鲜明指出,忠孝节义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道德,是奴隶之道德盛世彩票开户,是同自由平等的精神和独立自主的人格根本对立的。在陈独秀看来,西方的伦理道德原则倾向于提倡个人的权利及个性的发展,而东方的宗法制度、家族主义则损害了个人的尊严,扼杀了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

  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指出,总出孔门的伦理道德,于君臣关系,只有一个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字,使盛世彩票开户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他们自己以奉养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他说,中国的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又说中国纲常、名教、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大家族之上的东西。中国思想的变动,就是家族制度崩坏的征候。鲁迅先生认为,封建孝道强调的是父权至上,造成了子女独立人格的丧失。而且封建孝道一味强调父母对子女的恩情,这是人伦认识史上的谬谈。儒家思想孝道的根据就在于,子女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己身出自父母之身,更重要的是父母有三年的哺育之恩和十余年的教养之恩,因此儒家孝的本义是报答父母。但其盛世彩票抹煞了,一味说,又因此责望报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真情,因而父辈应该将子女报恩的传统封建思想抛弃。

  3.长者本位。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还认为,在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就是一种以长者为本位的畸形道德。以长者为本位的父子关系,具体说来就是在家庭中父亲处于支配地位,他主宰着家庭的经济命脉、控制着家庭的日常事物,而且其支配权还涉及到子女的日常行为与思想情感,子女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完全服从父亲的意志。这种以长者为本位的父子关系以及规范这种关系的观念在五四时期遭到了猛烈的抨击,胡适、陈独秀、鲁迅、吴虞等人都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而鲁迅的批判尤为切中要害。

  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批判了的观念,说禁着青年人的革命思想,阻碍青年献身于革命事业,反对孔子所说的就是父在观其志,父殁观其行,三年不改于父之-

,他说,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业,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他认为,长者本位思想即父权思想,突出的是自身的威严,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3]79正是这种自恃的权力与威严,形成了长者对幼者的虐杀。在这种强烈的权利意识下,为父者都是把子女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任意处置,子女一辈子匍匐在家长的权威之下,丝毫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唯父母的意志为意志。此外,对于父母的过错,子女也只能耐心地劝谏,即使劝谏无效,也只能对父母毕恭毕敬,不能有丝毫的埋怨。如司马光在《温公论文联盟wWw.LWlm.com家范》中说:谏者,为救过也。亲之命可以从而不从,是悖也。不可从而从之,则陷亲于大恶。然而不谏是路人,故当不义则不可不争也。这种对父母的绝对服从是以牺牲子女的独立人格为代价的,从而造成了子女的奴隶主义性格,失去了他们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道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的有道德。……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4]56

 二、五四时期对人伦道论文联盟WWW.LWLM.COM整理德问题的新探索

  无疑,五四时期的主要思想家对孝道的基本态度是批判的,但是在反封建的旗帜下,他们在对传统孝道文化主要思想的批判与否定中也就人伦道德问题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新探索。

  1.提倡建立新型的父母子女间的关系。对于父母子女间的不平等的关系,吴虞反复强调子女是独立的人,他们应有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父母应该尊重子女的人格尊严,从而提出了建立新型的父母子女之间的道德关系。鲁迅在批判封建道德的同时,对建立新道德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在建立新型的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上,鲁迅先生认为,新型的父子关系应该以为基础,应该将传统的子女报恩的封建思想抛弃,改为的思想,爱应成为新型父子关系的基础,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相等的。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生产,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5]67鲁迅的这些思想为我们建构新的家庭伦理父子关系提供了正确的指导。

  扩充这种爱,鲁迅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要理解孩子。因为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昧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前提、本位。[5] 83理解所要求父亲的就是在尊重孩子世界的基础上,将孩子视为同等的主体,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思考。二是要指导孩子,而非命令、苛责。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三是要解放孩子,使子女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因为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3]148所以鲁迅先生谆谆告诫:觉醒了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去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5] 93

  2.提出树立幼者本位的新思想。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者高扬西方个人为本位的思想,对扼杀个人独立人格和束缚个性的传统文化论文联盟wWw.LWlm.com进行了理性的批判,从而展开了一轮以儿童为本位的新思潮。与传统封建的长者本位的思想相反,鲁迅先生依据生物进化的自然规律提出了以幼者为本位的新父子关系,从而颠覆了传统的父权至上、幼者为长者所有的观念,推倒了父权至上的传统伦理,树立了幼者本位的新家庭伦理观。

  鲁迅认为,以幼者为本位是哲学和生物学的规律。在哲学上,事物都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在生物学上,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3]213与这一规律相比较,中国社会却是相反的, 1919年,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对中国传统孝文化进行集中批判,他认为”“这类道德,是一味收拾幼弱者的方法。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子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5]124对于这种伦理概念所导致的恶性循环的结果,鲁迅先生揭示到: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3]286此外,鲁迅还为自己的主张提出了现实根据。鲁迅从当时欧美社会的发展状况中看到了欧美家庭中的父子关系,是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的,认为这种父子关系是遵循生物学的真理,具有合理性与进步性。要变革这种封建的长者本位的孝观念,鲁迅先生认为应该从义务和权利两方面入手,他说道: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力思想则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3]278沿着这个思想脉络,鲁迅先生颠覆了传统的父论文联盟WWW.LWLM.COM整理权至上,幼者为长者所有的观念,树立了幼者本位的新家庭伦理观。

 

  参考文献:

  [1]吴虞.吴虞文录(卷上)[C].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7.

  [2]吴虞.说孝[M]//.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 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lwlm.com